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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9月1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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慈善溯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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慈善溯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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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富濟貧,濟貧教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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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6年的台灣,是個經濟正要起飛的年代。

曾經在台灣投注大量關懷的國際慈善組織,完成階段性任務後,陸續將資源轉向世界其他更需要的地方。在本土慈善組織尚未茁壯、青黃不接的時刻,台灣仍有一百三十萬人口,處於政府的貧窮線下,需要援助。

時年二十九歲的證嚴上人,在台灣貧窮的「後山」花蓮,克難地將「慈濟」組織起來。慈濟,是當時少見的本土慈善組織,意味著台灣這塊土地,有了舉起自己的力量…

慈善行履四十年來,人性善的良能不斷被啟發,從家庭主婦日存五毛錢的胼手胝足,到各行各業共襄善舉;從一念悲心始的濟貧模式,發展出組織嚴實的社區動員;從提供身體的溫飽救治,擴及關照心靈的匱乏與不安。

溯源來時路,正是見證台灣豐沛、善美的慈善生命力。


親自投入訪視第一線

站在吳阿通家門前,證嚴上人望著傾斜嚴重的簷頂,彎身進屋。

這個低矮得幾乎要用爬行才能入內的屋子,一貧如洗;吳阿通雙眼失明,妻子徐秋妹精神失常。一個眼盲,一個心茫,三歲以及五歲的兩個孩子,長年營養不良而疾病纏身。上人前來訪視,看到孩子形銷骨立,上前輕輕牽起孩子的手,一握,心中大震—第一次摸到那樣骨瘦如柴的手,皮肉鬆衰,手腳彷彿就要脫落。上人暗暗大吃一驚。

「三餐都吃什麼?」上人問這家人。

吳阿通指了指,「在那裏。」黑漆漆的屋裏無燈無燭,藉著窗口透進的一線微光,上人才看清角落三塊石頭架起的爐灶上,放著半片破鍋。掀開鍋蓋一看,裏面是枯枯黑黑的番薯藤,「你們就吃這個?」

「是啊!」吳阿通回答。

失明的吳阿通無法謀生,靠著鄰人雇為長工,每月工資三百元維持著一家生活;徐秋妹經常必須撿拾番薯及番薯葉,四人才足以果腹。枯黑的番薯藤,枯黑的人生,上人默默酸鼻、意志堅實:「濟貧工作一定要繼續,讓苦難人有米煮、有菜吃。」

這是1967年的一樁個案。一年前佛教克難慈濟功德會創立,上人親身訪貧,走入一處又一處的破落門戶,彎身的姿勢,是一切悲心最初始的姿勢。

吳阿通的個案,只是無數時空拼圖中的一塊,顯影了社會中的赤貧、赤貧中的慈善。數十年後,上人回顧慈濟最起始的志業:「因為做慈善,讓我眼界大開。若不是親自與苦難人接觸,我無從知道這樣的世間疾苦。」

出身優渥門庭,而成一介寒衲,上人自述出家心境:「因為我覺得人生如舞台,而每個人都在舞台上扮演一個至多個的角色,我想超越舞台來看人生。」

看到苦難的人生,慈濟功德會創立;慈濟功德會創立,看到更多苦難的人生,蝸居在社會底層。這樣的人生,上人不只「看」,更要「扭轉」,於是從東台灣的貧困底層起步,走菩薩道路,開始凝聚扭轉的能量。


打開第一道門

成立慈濟,緣於一個心願—將「佛法生活化」。把佛法拉回人間,讓人在生活中力行慈悲喜捨,解決心靈和世界的苦難。— 證嚴上人

1966年,上人出家的第四年。一天,來了三位天主教修女。

她們來向上人傳福音,談到彼此的教主、教旨、教義;天主的博愛與佛陀的慈悲,坦然相遇。修女臨離去前,提出了一個問題:「佛陀的慈悲普及一切生命,確實很偉大。而天主的博愛雖只為人類,但我們在社會上辦養老院、醫院、學校,即使遠在深山、海邊、離島,也有教士、修女去救助貧困人群,提供麵粉、衣物。而佛教有嗎?」

佛教有嗎?大哉一問,重重觸動上人的省思——如何才能把佛教無形的精神能量,化成有形的行動力量?

上人如此回憶他當年的心路歷程:「二十世紀時代變遷很大,經歷了第一、第二次世界大戰。台灣戰後十多年,人民生活辛苦、思想保守。1960年後,台灣社會漸漸穩定,人心對宗教的需求逐漸增加。然,當時的佛教,大小乘都偏向於精神層次的提升。比如日本研究《法華經》很用心,但是再怎麼研究都是在學問上、精神面打轉;而東南亞泰國、緬甸、越南一帶的修行人,總著重於生活細節。這兩者對於人們現實的生活,有多少幫助?那時候我不斷在思考。」

上人所思考的台灣,是一個從殖民與戰火脫身後的虛疲島嶼。1945年二次世界大戰結束,砲聲遠去,日本政權遠去,而來臨的是,社會的蕭條、人民的貧窮,以及從大陸播遷來台兩百萬軍民的人口壓力;一切百廢待舉。此時,美國的挹注如及時雨露,從1951年到1965年的十五年間,共提供台灣十五億美元的經濟援助。

當時台灣一千兩百萬總人口中,貧民佔了一百二十萬至一百三十萬人。政府經費絕大部分用在軍事國防與工業發展,以維持政經穩定;對災害救濟、貧民救濟等社會福利支出,僅佔年度總經費的百分之五到八。還在發酵期的社會福利,以軍人、公教與勞工的社會保險為主,德澤尚未普施於一般人民。

處身其間的上人,親歷時代的困頓步履,他思考的軸線不只近觀眼前社會,遠溯佛陀時代更給了他穿透性的眼界。

兩千多年前的印度是個不平等社會,佛陀雖生於富裕皇宮,可享奢華生活,卻能體會賤民苦難、洞見婆羅門教的階級歧視。出離家世、修行成道的佛陀,赤腳、托缽、說法,隨緣度眾,穿走在當時當地的人群裏。這是佛陀本懷的原始佛教。

然而,佛教經過兩千多年的演變,原始法教中慈悲為懷、力行實踐、濟世利他的精義已逐漸式微;代之而起的是自修自度、隱居山林、與世隔絕的叢林生活。

「此時,此地,此人」的關懷,到中國的清末民初已蕩然無存,社會知識輿論強烈質疑:佛教講的時間,從過去到現在到未來,推拓遙遠,但「此時」的問題沒有解決;佛教講的空間,有東方世界、西方世界、十方世界,但「此地」的社會問題沒有解決;佛教講的眾生,有佛、菩薩、聲聞、緣覺、天、人、阿修羅、地獄、餓鬼、畜生等十法界,但「此人」本身的問題沒有解決。

面對如此評議,正是當時的印順導師憂思中國佛教的痛處—佛,真的遠在遙不可及的天上嗎?《阿含經》:「諸佛皆出人間,終不在天上成佛也」一語,讓印順導師拈出「人間佛教」的思想內核;人間佛教的種子,開始播灑於當時的1940年代。

而在1960年代切切尋思佛教之用的上人,承接了這一線綿延的法脈內蘊。師父印順導師叮囑他的六個字「為佛教,為眾生」,讓上人貫通了整體視線:「佛陀從一己所處時空,深思人類的不平等現象,從而尋找人生真理,解救人們身心痛苦。這給我很大的啟示,使我覺得,佛教不單止於研究,也不是靠形態上的苦修,而是要把握生命的時間—亦即時代脈動;利用所處的空間—所生、所長的台灣。『台灣這個環境』以及『現在這個時代』應該連成一體,也就是說,台灣這整個空間就是我的道場,我應該把握此時此刻,去發揚、落實佛陀的精神。」

佛陀法教、印順導師思想,成為上人行動背後的歷史縱深;他觀察社會困苦,回應台灣時世,理出了第一步:「我認為,我應該從最貧窮的地方開始做起。所以,慈濟的第一道門,開的就是『善門』。」


親耳、親眼、親手、親腳

慈善是慈濟志業的根基;而慈善工作要達到「直接、重點、務實」,就必須借助訪視。進行訪視可說是福慧雙修—走入案家,看到人間疾苦進而伸援,就是造福;看盡人生形貌而有所悟,智慧即能提升。—證嚴上人

親到案家,深入訪視,這樣的場景,也出現於十六世紀的中國明朝、十九世紀上半葉的蘇格蘭小鎮、十九世紀下半葉的英國倫敦。

1860年倫敦的慈善組織會社(Charity Organization Society,簡稱C.O.S.)成立,這一個跨越基督教與天主教教派的團體認為,幫助窮人不應該只是施捨金錢,長期的目標更要藉由「科學的慈善」(Scientific Philanthropy)來恢復受助者的工作尊嚴,使他們能夠自給自足。

為此,慈善組織會社發展出一種「友善訪問者」(Friendly Visitor)的服務模式,透過友善訪問者探訪貧困者的方法,除了收集貧民人格與行為問題的成因、建立相關的診斷資料外,還要給予這些受助者所需的輔導和相關的協助。

親自帶領委員深入社會暗角、關懷貧病的上人,身處1960年代的「後山」花蓮,不可能有宏觀的「資訊」可供參考,但卻有宏觀的「心眼」煥發力道,這等敏睿,完全來自「親耳、親眼、親手、親腳」田野調查的經驗。

西方發展出來的社會學個案工作原則,對照於當年跟隨上人訪貧的那一群中高年齡的家庭主婦,這群老委員,正如曾經被賦予的形容:「台灣歷史上最有創意、最有遠見、平均年齡最高、平均學歷最低的社會工作者。」

這樣的形容,來自於她們的行動。而行動,是高度喚醒內在的讀經。


透視貧、病、殘的根本需求

慈濟人稱貧戶為「感恩戶」,並非要對方感恩慈濟的幫助;而是慈濟人感恩對方示現貧、病、殘,使人警惕世間無常,從而知足惜福。付出的同時要「感恩」,才能真誠地去疼惜苦難人。— 證嚴上人

經典入心,是思想的鋼骨結構,穩持一股行菩薩道的力量,這是上人為慈濟人的「內修」架梁。而「外行」慈善的志業結構,在行動中步步架設,每一次經驗都成為下一次經驗的基底骨梁。從第一個個案開始,守護眾生的機制,一層一層應運而生。

林曾老太太,就是1966年慈濟功德會創立後,第一個長期濟助對象。

這位孤寡貧病的八十五歲老婆婆,蝸居在三個榻榻米大的破屋中。早年,曾經收養一個兒子,不料養子早逝;之後,又收養一個孫女,以為晚年有依,無奈孫女離家流浪,不知所終。老婆婆從此孑然一身,年老力衰加上患有哮喘,讓她經常飢寒交迫。

獲知老婆婆際遇,慈濟按月濟助白米一斗、現金三百,並請人為她燒飯、照料起居,直到1970年老婆婆往生。

收養兒子、收養孫女,皆寄望落空,生命最後的四年,是溫暖的人心,「收養」了這位無依的老婆婆。

患有青光眼的婦人盧丹桂,是慈濟的第二個個案。她有四個孩子,先生是撿字工人,收入微薄,原本靠她賣菜貼補家用,但自從失明後,既無法工作,也不能理家。

上人前往訪視。一進門,看見盧丹桂坐在床沿,床鋪凌亂,棉被裏的棉絮被孩子們灑落一地,兩隻老鼠正在床上跑來跑去。看著盧丹桂雙目空茫,一家六口的命運彷彿都已失明,上人決定再難也要為盧丹桂治療,找回這個家庭的眼睛。遂送她到醫院開刀,負擔了五千多元的費用。

不料,後來盧丹桂因用三顆高麗菜煮粥,被先生責罵,竟自殺了。這件事,讓上人對濟貧有了更綿密的眼光—他深深有感,即使受助戶境況好轉停止補助,仍需保持關懷、後續輔導。盧丹桂的往生,催生了慈濟的「個案複查」制度。

制度來自於守護,守護悲涼命運、風雨人生。比如在木瓜溪的溪床上。用蘆葦桿編成的破爛草屋,伶仃獨立、八十一歲的孤苦老人李阿拋住在裏面,靠著每月一百元的政府救濟金過日子。

上人和慈濟委員進門探望時,失明的阿拋伯正蹲在屋角,佝僂著身子,用手摸找一把草束,準備在石頭小灶上升火煮食。灶裏是草,全屋是草,火舌跳躍,萬一星火飛燃,眼盲的老人如何求救?上人非常擔心。颱風將臨前,上人冒著豪雨再度造訪,決定為阿拋伯蓋一間屋子。

那是1967年,慈濟功德會雖然尚在草創的艱辛中,仍縮衣節食籌措六千多元用作建屋費用。當時服務於花蓮鐵路局南華站的站長張榮華,感動於這一分悲心,慨然捐出自家甘蔗園裏的十坪地,讓阿拋伯終於有了一間空心磚、水泥砌、鐵皮覆頂的新屋。

阿拋伯的新屋,空心磚裏滿是實心的善行。這是慈濟為貧戶援建屋舍的首例。
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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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嚴法師靜思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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